第三屆 多元文化教育中心電子報

～談影展。品位。眼界。觀影～

• 前言  (林慧絢)

「影展」不是單純放電影這麼簡單。通常影展不會放映一般的院線片，往往提供難被看見的獨立製片電影曝光的平台，從影展之目的與內容來看，影展可以是探討被邊緣化的社會經驗與進行公共教育的媒介。一些社會團體，常常希望能夠傳遞某些觀念與價值，期盼社會大眾正視一些問題。過去大部分是靠文章發表與座談會來傳播，但近年來許多團體開始舉辦影展，透過影像強烈的渲染力，藉由觀看影片與映後座談，延伸討論議題的深度與強度，例如女性影展環繞社會性別關係的深究，鐵馬影展著重勞工處境的分析，綠色影展呈現各種環保議題的迫切性。影展在映後座談的場合有時會邀請導演，甚至會邀請被攝者到現場現身說法，使影片表達的議題焦點大於電影本身。

在聊天時發現，對多元所的師生來說，影展是我們課堂以外共同有的藝文參與經驗之一：不少人雖然談不上朝聖型的，但會留意身邊的影展資訊，有計劃地觀影；有的則是即興、隨緣，不積極主動，但只要有人邀約通常會跟著報到；有人有當影展志工的經驗；也有人曾擔任與談人；甚至聽說有人曾參與影展競賽片的評審工作．．．影展提供了一種日常生活裡參與社會對話的管道。當上學期初提及要以影展經驗作為這一期的電子報主題時，現場立即得到熱烈回響，讓我和兩位負責電子報的同學（曉妮、文潔）誤以為這期電子報會稿源不斷。

不過，當初高昂的興致促使我們組成了訪談小組，由於大家過去的經驗以影展觀眾的身份居多，因此特別藉這次影展專刊的機會，訪問了兩位在地的影展策展人，想更進一步知道影展生成的過程。吳思鋒是花蓮地方上視覺與表演藝術活動的策劃人，而王君琦除了是女性影展的選片人之外，更是東華大學校園裡透過影展開起社會對話的推手。感覺上思鋒辦影展像在釀酒，前置作業完成了，至於發酵的程度與成果，就只能靜觀其變。君琦是個入世的教育家，從影片的選擇到與談人選的斟酌，積極地塑造影展為社會改思的觸媒。

剛巧前一個學期，教育學院主辦了性別．多元文化．教育的影展與論壇，不少同學就近參加了這系列的影展活動，他們的觀影經驗成為這一期電子報的稿件主要來源。靜怡分享影片裡家的故事，如何召喚出她對自己家的記憶與思念；家盛透過對影片的描述，表達自己對於同志處境的關懷與對社會友善同志態度的期待；鑠崴和樓昕除了描述所看的影片內涵之外，進一步思考影展如何可以涵納差異性的對話。仁甫友情贊助了一篇曾在影展裡所看過印象深刻的一部探討師生關係與多元文化議題的影評。我想大家一定多少都有參加影展的經驗，希望電子報有拋磚引玉的作用，親愛的讀者們可以簡單的回應分享，讓中心的電子報像影展一樣，成為促動對話的互動空間。

 

• 策展人訪談   王君琦

「衣帶漸寬終不悔~就是要”駭”到你/妳”爆炸” 」  

訪談整理 /  陳文潔

 

前言

「不是當學生的保母，也不是帶領學生，而是用一種搧風點火的方式，把你本來就有的叛逆性格，給引爆起來。」君琦老師，個子矮小卻擁有十足爆發力的生命，在校園裡帶給學生於思考上的啟蒙，更在社會各種地方，對既有知識和想像的衝擊，不停地引爆學生腦部富有建設性的原子彈。第一眼看到老師，因外型清晰又留著俐落的短髮，還誤以為是東華裡的大學生，攀談後發現君綺老師根本就是美麗與智慧的代表，從小因熱愛看電影而在陰錯陽差中決定去念電影理論，回到台灣後，便為十七、十八與十九屆的女性影展國際選片人。

 

什麼樣的環境脈絡成為如今的你?

大學念台大政治系，但早期的政治系非常激進，是國民黨政府眼中的毒瘤，彭明敏整治之後，政治系變得保守，法律系變激進。當年考上了就到那裏，環境也較保守，但教授幾乎都是國民黨的預備學者。大學四年應該是寶貴的時間，我當時需要GUIDANCE，但沒有這樣的人，沒有可以當楷模的老師。所以現在都跟學生說：「很混沒關係，但要混出個名堂」。覺得自己當時是個受害者。現在年紀大，念完就忘了。理解力會增加，記憶力會衰退，現在當老師的樣子也跟過去的經驗有關係。跟電影的關係，是因為高中愛看電影，媽媽以為去K書中心，其實都跑去看電影。大學書念得糟，發現不適合參加政治，參與外面社團就是會被操弄的人物，當政治家需要權謀，自己不適合。很多陰錯陽差，決定去念電影。電影製作改到電影研究，也還滿開心的。後來申請念博士，一度迷惘，但當時一位老師問：「妳為什要讓人家決定你的生命呢？」就先決定申請，但這個選擇還是一條非常不抵抗體制的路。所以第一年過得滿慘的，整個就是一個陣痛，慢慢回頭想，也許當初可以做不一樣的選擇，倒不見得是做錯選擇，但如果當初再多點自我思考會更好。如今成為一位教師，覺得並不是當學生的保母，而是搧風點火學生，而不是帶領學生。把學生原本就有的叛逆性格，需要有人搧風點火。

與女性影像學會的碰面

去看電影遇見國內的人，在場合照會，因而有機會到女性影像學會做事。因為在英美系，正好和專長有所發揮。某種程度的被重用。語言部份也可勝任，因此都負責國外那塊。女性影像學會共有四個選片人，以免策展人太辛苦，我大都參與國外那塊，沒負責國內的選片。

 

女性影展中印象最深刻、感動的事

看到大家熱忱地把一個理念說出來，因做影展本身就非常辛苦，需要理念與想法支撐，不是要做一個功課，不管成不成功，共事的人有這個心，是感動的。記得一次辦環保相關影片，知道票房會很慘，結果真的很慘。但和「我們的島」結盟，是感動與重要的。而女性影展不是只有關注性別，也需要其他議題。知道這些都是挑戰，挑戰觀眾也是挑戰自己。

 

對觀眾的期待

觀眾會主動地願意來看片就好了。就像今年三月的影展：難聽叫「動員」，好聽叫「教學」。硬要大學部學生去，期望學生可以主動參加，也希望學生看完會有爆炸的感覺。選了許多酷兒議題，TRANSGENDER，還有和宗教相關的，希望讓異性戀虔誠學生可以看見，而不是充耳不聞。

 

關於辦勞工影展

決定辦勞工影展是在臉書東看西看，發現有需要。主要的設定還是為了英美系的學生，語言這個東西，語言好的學生，家境一般也都不錯，但也會有家境不好英文不好的學生。英美系對於階級的議題討論不夠，就想把這個議題帶進來討論，之前還辦了紀錄片影展，與一些影像相關的活動。國際相關的影展沒有能力和規模辦，但至少可以把相關的東西給帶進來與學生討論。

 

去年東華影展沒有映後座談，針對有些片子看不懂，影片結束後是否考慮可以有些說明嗎?

去年的狀況由於影城整修，沒有預設的場地，因此東華場是搭配其他縣市在同一時間點有這樣的活動。主影展才能夠和導演對話。台北資源多，可邀請到和議題貼近的講者。在花蓮請在地老師是不錯的，但若沒有適切的引導，觀眾失去想像空間，無法刺激觀眾思考，因此決定不要有映後座談。觀眾覺得再怎麼困難，那個困難都會是一個問號。很多影片在網路上都找的到，所以應該要把空間留給觀眾，映後座談還是可以有，但可以是重點式，也是有很直白的影片。不要變成是專家主導，有時候經驗可以對話，有時不行，但那也就是另一扇窗讓你看到不一樣的世界。可以是一個謎團，可以是你的research的起點，自己去思考和創造的。

 

• 策展人訪談 吳思鋒

我一點也不「流行」  

訪談整理 / 林曉妮

前言

第一次看見思鋒哥是在今年暑假中心兒童營的培訓活動中，當時思鋒哥和我們這些即將成為小隊輔的工作人員介紹他的劇場經驗以及如何將戲劇融入教學活動中。這是一堂精彩的劇場課程，不僅說明理論，同時也加入身多采多姿的劇場經驗，正好給予在場多元碩一修習媒體課的同學關於戲劇融入多元文化展演的回饋。在這些緣分之下，一講到影展當然不能少了經驗豐富的思鋒哥，因此我們有了這次訪談，相約在花蓮市一家舒適安靜的咖啡廳中....

 

辦展緣起

鋒哥的母親是花蓮人，以往寒暑假都會跑到花蓮玩，2009年離開舊酒廠文創園區在東海岸工作。後來辦了女性相關的講座紀錄片，因為當時做了，後來也就接下去一直做。影片內容以紀錄片為主，和台灣訊息有關。結束後會有座談，導演如果方便前來，就請導演來。因為是在做文化方面的事，有沒有興趣很重要。他告訴我們辦影展一方面是自己喜歡，另一方面花蓮沒什麼人在做這事，所以開始投入於影展活動，如果花蓮的影展變多也就不必做這樣的事了。                                                   

 

辦展運籌帷幄

由於過去有書寫計畫的經驗，知道哪些主題較容易找到補助單位。雖然自己的興趣也是影響選片的原因之一，不過現實層面的考量是重要的，辦展需要經費，影展的主題必須能獲得補助單位的支持。不會特別抓族群，怕針對特定族群造成反效果，來的觀眾會更少。宣傳的部分，隨著經驗累積，就知道可以找朋友針對特定觀眾加強訊息宣傳。

 

選片

影展影片通常不傾向藝術向度而是故事衍生的社會議題，這樣的情況有很多種可能，要看紀錄片本身。其中之一可能是在實現美學，這個部分要看導演怎麼想。到底什麼是影像，不是只有社會議題，還有很多很棒的部分。如果只討論議題，那可能也不用放影片，直接討論就可以了，不過影像是軟性的媒介，以他做為媒介還是比較容易吸引人來。問到如何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決定播放那幾部影片，鋒哥很老實的回答：「可能是依照個人喜好、組成選片小組，或是依照經費(影片不同版權費用不同)，依照現階段可行的情況下選擇操作。2008年黑潮承辦的鐵馬影展花蓮場的選片方式是將影展需要經費PO在網路上，歡迎大家一起參與贊助。這方式有趣，但也要組織本身有辦法散發出資訊才能做。

 

與談人

有些議題的與談人真的比較少，像是藝術，如果真的找不到人，就不會播那部片子。有時候會找外地的與談人，但因為經費有限沒辦法找太多人。而且同樣的活動與談人在台北可以跑好多團，在花蓮只能跑一場，一天就這樣沒了。不過花蓮還是有魅力能吸引有意來觀光的與談人。對工作人員來說，座談是小事，重點是座談後要帶他們去玩，安排行程。所以，基於種種考量，自己在寫計畫書時就可以應變，知道限制在哪裡。有時即便與談人是那個國家的人，也很難完全回答觀眾的問題。某次國際影展的與談人在東華放片，被標的為曾經去過該國家的人。結果觀眾問的問題針對訊息式確認，像是發生了什麼事、真的嗎等類型的問題，因此侷限了影片的討論。與談人也可能帶有社會性企圖，想呈現自己的國家是漂亮的，但觀眾不見得能辨識自己是透過導演的眼睛來看這件事。所以主持人的敏感度是重要的，可用蓋括性的說法轉移事情，不管影像如何，詮釋還是在人的身上。

 

論壇

影展不是只看完影片就結束，映後座談也很重要。論壇能把討論視角增大，又不會和影展脫鉤。影展並不是只看電影，也不是只有談論，而是以影片、氛圍作基底，讓大家共同討論，影片與論壇的結合是讓對話快速發酵的方式。論壇不是試圖改變大家對既定現象的看法，這樣一來最好的方向是社運。對我們而言影展還是藝術，然後從中找到與社會連結的方式。社會性並不在影像之上，不然我就是一位社運人士而不是表演藝術工作者。但有意無意間，論壇中又會有社會性的東西跑出來，不然我們就不用辦論壇，大家看完結束就可以了。

 

現場對話

辦展時不會特別強調主題，會盡量呈現不同類型的主題。出發點：用紀錄片談現實議題，主題就多。單一方向的氛圍難免，但也可以事先準備，帶向更深的方向討論，不過也有人喜歡小眾型的論壇風格。目前在做的還是比較初階，採用開放式的狀況。有時遇到現場參與人和與談人辯駁，也滿刺激的，不過常常來的話也受不了。

 

我是一名表演藝術工作者！

雖然影展內容大多包含社會性議題，但影展是一種藝術。影展的社會性並不在影像之上，辦展的重點不是試圖改變大家對既定現象的看法，那樣的話最好的方向應該是社運。雖然營造社會的關注和對照是重要的，但影展主題應是開放的，不然我就是一位社運人士而不是表演藝術工作者。看影片不可能取代社會運動這件事。策展人在影展中並不會特別強調自己的立場觀點，而是透過第三方(與談人)來說，還是接受每個人有自己的立場、有自己的主觀，在影展中展現不同的討論空間，達到起碼的均衡。

 

熱情如何維持？

還是會三不五時回台北保持一下熱度。知道可以從哪取得資訊也就不會太疏離隔絕，但是因為時間有限，現在看劇場比較多。不過這兩三年花蓮的影展活動有越來越多的趨勢，如果很多人辦，那我也就沒有辦展的必要了。.

 

困難

花蓮的辦展情況是在學校裡面雖然有很多活動，但在學校之外的活動卻很少。資訊流通是花蓮辦活動的困難，一直以來都沒有統一資訊的管道。像是洄瀾文訊是文化局自己管的，每月在訊息製作進度上沒那麼早，畢竟需要時間，不像台北。除非是認識的朋友相互告知，不然訊息流通沒那麼快。

 

後記

當我們這次電子報的訪談結束後，因為訪談期間提到思鋒哥有使用facebook，故回去後我立刻搜尋並加入思鋒哥，這才發現我與他的共同好友多達二十餘人。人數的多寡並非我在意的主題，我覺得有趣的，是我與思鋒的共同好友橫跨了各式各樣的領域：例如自己在過去心理學界認識的朋友，一同在關心各式各樣議題的朋友，甚至是大學玩社團時認識的朋友。思鋒哥的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其實並不只侷限在劇場經驗中，而是一種在面對生活時的開闊，讓各式各樣的人都能在他的生命中穿梭。所以，相見恨晚四個字用在與思鋒哥的互動上，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 觀影心得

​家，大不同；四個門牌號碼的家  /施靜怡

         每個人，都有ㄧ個家，每個人心中對家的定義還有對家的渴望也不一樣。有些人認為家是安全的堡壘、是避風港，可以遮風擋雨；也有人認為家是可有可無，四處皆可為家，卻也有些人巴不得能夠逃離那令他難過、不堪、傷痕纍纍的家。這也呼應著這部紀錄片的片名:家，大不同。    

         

       看完這兩部紀錄片，還有聽了老師們描述在和這幾位小朋友完成拍攝這兩部片子的過程，原本的拍攝團隊想從鄉土訪查中，尋找對這片土地的感動。到立川漁場訪問的過程中，大家才發現到: 為什麼我們要一直苦苦向外去尋­找感動，何不回到自己身上，從自己每天進進出出的家、從自己身上有多一點了解?我們真的認識這些看似熟悉、稀鬆平常的日常生活嗎？於是，小朋友們把鏡頭朝向自己的家，也因為這樣的機會，這幾位來自偏鄉的小孩，透過鏡頭、影像來敘說故事，沒有太多修飾、加工，用最簡單、真實的方式記錄並拍攝了這兩部溫馨的片子。

       

       第一部片”有四個門牌的家” 是在敘述學生江巧馨家，會有四個門牌的原因是因為這是一個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家中一共有十九個人。即便大家同住一個屋簷下，但是生活型態仍有所不同，叔公在影片中有提到這房子是從他的爺爺就留下來了，因為”兄弟會合”所以大家仍住在一起，可以互相有所照應。這樣的想法在現今漢人的社會裡已經不多見了，尤其是一大家族將近二十個人同住一個屋簷下，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們的土地並沒有被當作財產來平均分配，相反的，當家人有需要也願意回到家鄉，這時候，就更應該彼此相互幫忙。

       

        在巧馨的記錄片中也有提到，平時大家有各自的生活要忙碌，但是當有節慶時，如果家裡有欠缺什麼，就可以到隔壁的嬸嬸或阿嬤家拿，改天換他們有需要也可以過來，感覺上這是很自然而然的行為，不會去計較或刻意占對方便宜，也代表著同為一家人的不分彼此、共同照應。在這記錄片中小孩的世界也相對單純許多，巧馨有拍攝到阿公睡覺的地方旁邊就是養豬的豬圈，裡頭有一頭迷你的小豬是巧馨的，她還很天真的說等小豬那天長大了，她要給牠做記號才不會搞混了!還有，她說到嬸嬸工作室後面的小路可以通往一片芭蕉園，那邊是她常常帶弟弟妹妹去玩耍的地方，尤其是每當大人在家有爭吵時，身為姊姊的巧馨就得把弟妹帶開，避開大人的戰爭，然後到與世無爭的小天地裡盡情玩耍。大自然就是她和弟妹最好的玩樂場所，生活中每天都有不同的東西可以玩也不會膩。經過這一次的拍攝，也發掘家人內心的細膩情感，讓彼此之間的情感更加貼近。另一部片"家，大不同"，除了記錄巧馨的家外，還有思維及會智兩位成員。

 

家，大不同這部紀錄片中，分別由三位小朋友:巧馨、思維與會智各自掌鏡，透過鏡頭以第三者的角度來拍攝這個平凡又熟悉的家。巧馨的家是個大家庭，家中成員很多，她平日也必須照顧比她年幼的第弟妹妹，在拍攝的過程中，也幫他們拍了不少影像。她是個懂事有貼心的孩子，年紀雖小但平日也必須分擔家務勞動，她也是同學心目中的小木匠，因為在家中的一個小空間裡，雖然堆滿的雜物、工具，但那是她製作的小天地，也算是她的工作室吧!家中的臥房非常多功能，可以是弟弟妹妹的舞台，也可以是小弟的視聽區，巧馨和大弟的攝影棚。

       

        思維的父母都是國樂老師，思維自己也可以從父母親說的話而感覺到他們對他的要求與期望是滿高的，會智是從高雄來的轉學生，因為媽媽個性比較內向，一開始在拍攝的過程，會智還因為媽媽不肯入鏡而深感困擾，幸好，後來老師給他建議說由四十五度拍攝，這樣媽媽就不會照到臉也不會害羞了。於是會智以側拍的方式來記錄媽媽一天的生活，也發現到媽媽每天不斷工作的辛勞。三人也從彼此的片中相互看見各自家庭的差異性，例如:思維提到說平日他就只會和弟弟一起玩耍、做玩具，但是看到巧馨與她弟妹的互動關係，會覺得巧馨很有耐心像是個保母一樣很會照顧弟弟妹妹，還有，相較於思維與會智的家，巧馨與家人的農家的生活型態是比較貼近大自然生活。看到巧馨的工作室，就可以理解這個小木匠的稱號的由來。

 

三個同樣年紀的同班同學，來自不同的家庭背景，用相機、攝影機記錄了屬於自己家的故事。家的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個家人支持著家的向心力與凝聚力，可以抵擋外頭的風風雨雨，也讓每個人有歇息、倚靠的地方，它也會是最溫暖的地方。

這也讓我回過頭來想起我童年時期的家，ㄧ個平凡卻又充滿著溫暖的家。這個家坐落於鹿港小鎮的一條小街上，鹿港的每條小巷、街道彷彿都可以訴說著悠悠的故事，每一磚一瓦都是經過歷史洗滌最好的見證。我們家是一棟不起眼的三樓透天厝，但這可是阿公和阿嬤年輕時用汗水辛苦換來的，這其間當然有經過不斷的翻修、改建，但是原樣貌是沒有改變的。這個家中的成員很簡單:阿公、阿嬤、爸爸、媽媽、姐姐、妹妹和我共七個人。以前，阿公、阿嬤家中的經濟狀況都很不理想，經歷過日據時代的兩人，年輕時也沒機會好好唸書，阿嬤很早就嫁給爺爺，根據阿嬤的描述，她很小就沒了媽媽，後母對她們姊弟很不好，於是家人希望她早點找個人嫁了，她原本以為生活會跟著有所改善，但在當時那個保守的年代，她對於阿公完全一無所知，甚至也沒機會認識、接觸阿公，竟也糊里糊塗嫁過來，才知道原來阿公家也是窮的一蹋糊塗。

 

阿公是人家的養子，年輕時聽說脾氣很不好，因為沒有受太多教育，也不知道能做什麼，於是就跟著別人上山養蜜蜂、賣蜂蜜，但這收入很有限也很不固定，所以阿嬤只好跟著阿祖(曾祖母)一起學做素菜(曾祖母吃素)，然後賣給菜堂(這是台語說法，我其實不大清楚這是那裡，只約略知道會去菜堂的人大多是有修行的尼姑以及長期茹素的信徒)，在我上幼稚園以前，我印象中家中的客廳與廚房經常都擺滿著食材，阿嬤會很熟練的忙裡忙外，家中也常常瀰漫著蒸煮素菜的味道。媽媽下班後回到家也會幫忙，我和姐姐經常穿梭玩耍在家裡的各個角落，但都會被大人告知要注意、小心，不要打翻桌上的東西或是被熱鍋給燙傷，但這情況等到我快要上幼稚園時就開始有所改變，因為與我相差五歲的妹妹這時候來報到，家裡有三個小孩的情況下，媽媽白天要上班，光靠阿嬤ㄧ個人又要做素菜又要帶小孩真的有困難，還有考量到家中擺設那些烹煮的食材與大鍋灶對於家中有三個小孩的危險性，於是，阿嬤就暫時收工了。

 

在家裡沒什麼錢和背景的情形下，爸爸靠著自己努力考上公務人員、也從最基層做起。媽媽唸完師專就到小學教書，在我小時候的印象中，家中情形不算太富裕，在物質上爸媽能省就省，不過，媽媽非常注重我們的教育，經常購買許多課外讀物給我們三姐妹閱讀。妹妹和我們的年齡有較大差距，據說是因為媽媽有傳宗接代的壓力而不得不再拼一個試試看。聽媽媽說妹妹出生那一天，阿公在產房外頭放聲大哭，不是因為喜極而泣而是想到家裡三個孫都是女的而難過著。但這情況很快就有了轉變，因為三姊妹當中阿公最疼的就是我的妹妹，因為他乖巧、聽話又會念書，猶記得阿公後來逢人就說生孫女一點都不比孫子差，因為他的孫一個個都沒讓他失望。

 

小時候，阿公真的很疼愛我們，經常騎著腳踏車載著我們姐妹穿梭在鹿港大街小巷。他常常跟我們講古，從他的童年如何被領養、對待，到後來為了賺錢去山上做事的勞苦，阿公以前沒機會受教育，所以沒辦法找到一份好工作，只能憑勞力辛苦的做事、生活，所以，他希望我們好好唸書，也期望我們能和媽媽一樣當個老師，既穩定又不必如此勞動辛苦。

 

我印象中的家，經歷了兩次的變動，ㄧ次是在我小學低年級時，因為要道路拓寬，我們家後面有個阿公養蜜蜂的小庭院還有家裡的一部分因此要被拆掉，為此我記得阿公還跟那些來拆的人起衝突，我永遠都記得當時阿公在烈日下憤怒不平與那些人據理力爭的表情，現在我知道那是阿公的不捨及他想捍衛家園的決心。但即使阿公的憤怒也阻擋不了拆掉家裡的事實，這也是我記憶中第一次家的變動。第二次則是等我們都長大也搬出去住了，鹿港這個家只剩下阿公和阿嬤兩人，爸爸是家中的獨子，還記得當爸爸媽媽向阿公提出要搬出去時，家裡還鬧了一場小小的風暴，後來，爸爸允諾阿公阿嬤每個禮拜周末一定會回鹿港；因為阿公很擔心我們搬出去後就再也不回來了!然而，爸爸的承諾沒有跳票，從我小學畢業後我們搬離鹿港至今，爸爸每週末一定回鹿港。

 

家裡第二次的改變是阿公和阿嬤年紀大了，已經無法像以前一樣爬樓梯上下樓，所以，爸爸只好在一樓隔出一個小房間，讓他們可以免去爬樓梯的辛苦，但自那時候開始，阿公與阿嬤的活動範圍就又更小了。在我到花蓮教書的第一年，阿公知道我考上老師，高興到睡不著，遇到街頭巷尾的鄰居、親戚，一定要大聲說一遍，我永遠都記得，在我即將到花蓮的前夕，阿公要我寫下我的手機號碼，他說因為花蓮很遠他沒辦法來看我，但他會常打電話給我，看我過的好不好。阿公沒有騙我，他每隔幾天就會給我打電話，問我好不好?還習慣嗎?其實，那時候的阿公身體已經不如以前了，我二月份到花蓮，四月份的一個早晨，就接到家裡的電話說阿公已經離開我們，才短短兩個月而已，阿公，你怎麼就這樣離開了我們?我當時很氣自己為什麼要跑那麼遠，趕不上看他最後一面。回到鹿港家裡，我看到電話旁邊擺的那本電話簿，第一面就是那張我寫下的手機號碼，阿公，我知道你沒有忘記，我也永遠不會忘記的。這就是我的阿公，脾氣不好卻如此疼愛我們的阿公。

 

這個家有我童年時期的回憶，我很訝異自己到現在竟還可以對以前小時候在杉行街老家的回憶有著如此鮮明且完整的記憶。這個家，也記錄著我們從出生一路到長大的歷程，裡頭有太多的回憶是讓我忘不了的，即使念書、工作後離開這個家已經多年，我都沒有忘記這個家最初原本的樣子，因為它是無可替代的。

 

我和我的小鬼們   / 李仁甫

2008金馬國際影展教育5次方專題電影

導演：  羅宏．康特

獲獎：

第61屆坎城影展最高榮譽金棕櫚大獎評審團一致通過，法國電影睽違21年後

重回金棕櫚寶座，代表法國角逐第81屆奧斯卡金像獎《海角七號》最大勁敵

挪威Haugesund影展影評人大獎

紐約影展開幕片

蒙特婁新電影影展閉幕片

加拿大溫哥華影展

金馬國際觀摩影展「教育五次方」單元

法國首週票房突破一億一千萬，勇奪票房冠軍

法國總統沙柯吉、學校教師爭相觀摩

語言：法文

片長：128分鐘

         當接獲林慧絢教授的邀稿，要我寫一篇有關於電影展的文章，我的腦海裡就浮現了電影《我和我的小鬼們》。片中描述一位法國的法文老師「馬罕」，在某一間巴黎市區的「貧民窟」小學任教，學生來自不同族群、文化。法文課以討論的方式進行，因為語言能力與文化背景的差異，老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產生了各種衝突，包括：種族、性向、階級。片中的演員都是素人，導演用三台攝影機捕捉老師、學生以及突發狀況的鏡頭。弱結構的劇本讓整個影片有更多的發展空間，例如：片中有一位中國裔的非法移民男孩，因為母親被發現打黑工後，可能要遣返中國。劇情並沒有將這件事情下結論，目的是要表現出學校老師對學校以外的社會的無能為力。

 

老師也會犯錯，教室中語言的政治中立性

         馬罕老師在課堂上用「賤」來形容兩位班上的女學生。兩位女學生很生氣，認為「賤」是形容賣淫的女人。老師一再強調「賤」只是笑得很得意、很開心，不是罵他們人格低賤。一位非裔黑人男孩「蘇勒曼」看不下去，起身用一連串的髒話教訓老師，並且背起書包離開教室。在背書包的過程中，因為跟老師拉扯，不小心甩到一位女同學的臉，該名女同學因此臉上受傷流血。

 

母親眼中的寶貝，老師們的眼中釘

         蘇勒曼是一位喜歡嘻哈的非裔黑人男孩，在課堂上總是大聲喧嘩，甚至對老師、同學爆粗口罵髒話。最後因為與老師在課堂上發生衝突，弄傷女同學的臉，學校召開紀律委員會，決定學生是否繼續留校或退學。學生們幫助蘇勒曼圍堵老師，要老師不要將蘇勒曼退學，避免他找不到其他學校，被嚴厲的父親帶回非洲老家。最後，老師還是召開了紀律委員會，並且邀請蘇勒曼的母親共同開會。蘇勒曼的母親用一種無奈但是堅定的眼神看著校長與老師們，用母語說著：「蘇勒曼是個好孩子，他會主動寫功課，教導弟妹寫作業，還會幫忙洗碗，有空還會做家事，我在這裡替他像你們道歉，請原諒他」最後，老師們還是投票表決，要蘇勒曼退學。

 

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錯估學生的學習能力

        學期末，老師要同學們發表一學期來學會了什麼。之前那位被老師形容為「笑得很賤」的女學生，說明自己在課堂上沒有學到任何東西。但是這學期拿了就讀法律系的大姊的《理想國》一書來閱讀，發現柏拉圖是一個很酷又很厲害的人；柏拉圖提到很多有關宗教、愛、教育、倫理的問題，讓每一個人都不知道怎麼回答。老師很驚訝的問：「這是一本好書！你怎麼會看？」女學生回答：「不用你說，我也知道這是一本好書。看這本書的人不賤吧！」回想學期開始時，歷史老師與馬罕老師討論是否要教導啟蒙運動與伏爾泰，馬罕老師都全部否定，認為這些內容太難，明顯低估了學生的能力，犧牲了學生的學習權益。

 

學校對某些學生沒有任何幫助

        學期結束的最後一堂下課，一位黑人女學生走到馬罕老師面前傷心無助的跟老師說明，自己這學期沒有學習到任何東西，甚至不想上學。老師安慰她，要她不要想太多，女學生又說：「我完全不知道學校的每一件事情在幹嘛，我不想再繼續念書了！」老師提供的課程與教學，是否能夠貼近全部學生的能力與需求呢？答案非常明顯，馬罕老師不但低估了某些學生的能力，也沒有照顧到需要支持的學生。

        科技的進步與外來人口的移動讓台灣的文化越來越多元。我時常思考，是否每個孩子都能在學校教育中獲得滿足？小時候，我努力的讀書、擔任班長、參加樂隊，用各種方法來爭取榮譽。對小時候的我來說，學校就是我生活的全部，從白天到下午至少八個小時是在學校裡度過，學校佔據了童年最精華的時間。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我和我的小鬼們》全片都在校園圍牆裡取景拍攝。長大後，才了解學校教育並不是只有認知與技能，更是孩子們成長過程中，除了家庭以外，第一次接觸的社會。學校、老師如何選擇課程內容與知識？教學方法是否符合不同文化背景學生的期待？我們努力充實每一位學生的童年，希望每一位孩子都能快樂學習、健康成長，這就是多元文化教育的意義吧！當有人又問起「什麼是多元文化教育？」就推薦他觀看《我和我的小鬼們》這部電影，片裡真實的衝突與感動，一定能讓所有的人體會到，多元文化教育就是一份對每一位孩子的愛與關懷。

 

愛的希望  /游家盛

影評

本片主要介紹主角「馬修」因為愛滋感染而陷入昏迷，醫院起先也找不出病因，最後在戴媽提醒下，說出馬修是同志的身分，醫院才警覺可能是愛滋，且病毒量是有史以來在成大醫院最高的，在戴媽與醫院的協助下，拯救了馬修。

 

導演在一開始就說明，在台灣拍攝有關愛滋的影片25年來僅有10部片，且都在描述愛滋患者的病痛、生活的困苦、失去人生目標等等悲觀的劇情。這樣一來，社會大眾對於愛滋病的汙名化就越來越深，對於愛滋患者來說，他們得不到社會大眾的鼓勵與支持，只能生活在歧視的眼光下；從另一方面來看，隨著攝影設備的發達，但對於愛滋的關注影片仍是相當少，從中也可以發現社會對愛滋病的不認識、不了解，以及對這議題的恐懼，對拍攝者來說，選擇愛滋議題是一個挑戰。

 

這部紀錄片主要傳達母子之間的堅韌且溫馨的親情，從馬修一開始發病後，到母親無條件的支持與照顧，一路上陪伴馬修，片中母親數度落淚，從戴媽的言語中可以知道戴媽對馬修的愛已經超越他是同志與愛滋病的身分，顯現出親情的偉大。導演也說，因為這樣的紀錄片，讓他們本來對話很少的母子間，藉由拍攝來傳達之間的情感與內心想說的話，當然片中也穿插許多母子之間印象深刻的橋段，大概是因為導演想營造這部紀錄片是歡愉的、溫暖的，因此才設計出讓人會心一笑的溫馨片段。

 

戴媽還強調：「當小孩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不要責怪他們，應該要看到他們就給他們抱一下，要趁還追得到他們的時候去做，不然他們一旦離開，就永遠追不回來了。你要永遠讓愛走在前面。」我想這是戴媽對孩子呵護的心情，因為母親能包容與接受馬修的同志身分與病情，在這兩種衝擊下，彰顯出親情間的偉大，我想這對一位母親是不容易的。在傳統文化下，中國人的對於「面子」問題看得相當重，對父母親而言，要接受孩子是同志的事實就不太容易，對同志孩子也是一個很難跨越的障礙，更何況如果又是愛滋患者，簡直是雪上加霜，雙重打擊。這種社會情境脈絡中，同志與愛滋時常卻掛上等號，現今社會大眾對於同志看法仍然是處於保守的氣氛。然而在這段期間，戴媽卻以親情為出發點，去陪伴他，馬修也感激母親為他所做的一切，也因為這樣增進母子間的情感。這部分給了許多閱聽人一個良好的正向心態，做父母的必須回到原點，也就是當初父母親對孩子的愛，是出自於內心的、真誠的，並不是因為小孩得了疾病或不同性傾向等原因，而讓親情間的愛變質，或許在一路走來的生活中，親情情感不是那麼容易被發現、察覺，但其實它累積存在我們生活當中，只是透過記錄片的回憶追溯與對話，讓這情感能夠了解彼此之間的情誼是多麼的深厚。

 

在片後會談中，有觀眾提到在紀錄片中提及：戴媽說以前都給馬修穿女裝，可能才造成他是同志，此一觀點放在片中，受到觀眾的質疑，擔心這樣的紀錄片會強化了性別刻板印象。因為在該段的紀錄片前段是播放馬修提到有一次派對（忘了）有人送他水手服的服裝，之後才連貫到戴媽提到這段話，當然導演可能只是故意安排這樣剪接，來製造戲劇的張力「笑果」。也有位觀眾提到如果這記錄片做為教育片，會令人擔心這背後所帶來的性別刻板印象。如果是在學校、社團場合下放映影片，閱聽人如果不是具備性別意識的家長或是學生，雖然這是「笑果」，但很難想像在「笑果」之後產生的後遺症，許多媒體相關研究也指出透過傳播媒體的影響，造成性別角色的認知，並支配個人的思考及行為，乍看之下或許無傷大雅，但其實性別刻板價值觀與迷思在媒體播放下也一併傳遞給閱聽人，特別是在拍攝同志，同時又是與愛滋紀錄片，在剪輯手法上應該避免誤會產生，或是在片中給個交代。導演在尾聲後，有加入一段葉永鋕媽媽在高雄同志遊行的喊話，強調尊重多元性別特質的個體，又再次強調一位母親對孩子的強大親情，個人覺得在這剪輯手法上還不錯，顯示出愛的本質。

 

馬修還提到一段話，「GAY會得到愛滋是遲早的事情。」當然我對於這句話不認同，因為剪輯這句話容易讓閱聽人以偏概全認為所有同志都會得愛滋，但卻在後面卻沒有交代或解釋這句話。當然，不論異性戀或同性戀都有可能會得到愛滋，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如何在性愛中防範才是重要的，這句話很容易再次凸顯同志與愛滋之間的等號，既然是以愛滋、同志為議題，在剪輯手法上應該更要注意污名化與刻板印象的產生，否則容易製造混淆，誤導閱聽人的觀念。

 

導演還提到因為拍這部片的關係，醫院有播放，也因為這樣，醫院少部分的同事對待戴媽的態度顯得冷淡，甚至看到他還特意把門關上。導演也覺得對戴媽不好意思，讓戴媽必須要承受這種痛苦，戴媽回應導演說：「我覺得是值得的」，我聽了相當難過，即使在醫院，對同志、愛滋等汙名化仍然存在，顯示出醫院是個恐同的場域。如果站在醫院的第一線護士們，如果不友善、尊重的對待愛滋患者，對病患勢必是一項打擊，也再次凸顯出醫療人員對於性別教育缺乏的問題。

 

我與愛滋

看完這部片，我可以了解社會大眾對於愛滋的不瞭解與害怕，是因為我們不想去認識、接觸愛滋議題，導致我們對愛滋污名與恐愛持續加深。這也我想起第一次聽到同志朋友罹患愛滋時，那時我的內心掙扎與恐慌，這邊我想說的，不是親情，是我「內心的轉化」，透過這事件，讓我重新看見同志愛滋朋友的堅韌與奮鬥。大三的時候，迷戀打電玩，認識了不少朋友，其中也包含同志朋友，大家感情處的相當好。某天，我在一個半夜接到一通電話，這位同志朋友本來開開心心要去當兵看男生，享受全部都是男生的「濕樂園」，因為入伍後還需要做二次的抽血檢查，其中包含了HIV檢測，不幸的，他被檢驗出陽性反應被驗退（免役），當天他告訴我的時候，他正在住院觀察，我心裡嚇了一大跳，我對於愛滋一點也不瞭解，愛滋對我是很遙遠，也沒想過我身邊的人會遭遇到。他透過電話啜泣的告訴我，我也天真的以為愛滋病會死掉，我也不知道怎麼安慰他，我也跟著他一起哭，就這樣聊了一下，就默默的掛電話。

他的聲音出現了許多無奈與不安，心理想著他告訴我的原因是甚麼呢？是因為我們是好朋友嗎？想必他告訴我也鼓起相當大的勇氣，事後想想，人人都畏懼愛滋，只知道愛滋沒有解藥，對愛滋的汙名非常的恐懼，他敢告訴我，代表他信任我，信任我能支持他，不會因愛滋離開他，相信幾年的友情不會因為愛滋而決裂。我心想，那以後我跟他相處之間的模式我又該如何持續下去？一堆問題開始迎接而來。

就這樣變成我開始恐慌愛滋，愛滋污名開始在我的腦筋揮之不去，我曾試著上網收尋相關的資訊，但是那種恐懼好像已經烙印在我心中，好難移除。後來他出院後，約出來第一次吃飯，雖然是各吃各的飯，問題來了，一起點的小菜怎麼辦？腦筋開始想著網路的醫療資訊告訴我說，「口水傳染的機率非常非常的低呀，真的不用擔心。」是這樣沒錯，但是我還是做了很過份的事情，就是他吃過的地方我不去夾，我知道這樣很糟糕，但是當時候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也不曉得他有沒有發現到我的小舉動，因為我真的相當恐愛。

還有幾次他來台中（逢甲）找我，當時候我有養一隻米格魯，才幾個月大，有次我看到他把他吃過的東西給狗狗吃，然後他還跟我家的小米玩，我家的狗去咬了他一口，然後他流血了，我心理想著，「我的老天爺，我家的狗完蛋了，應該逃不過愛滋病了魔掌了，才養幾個月就得了愛滋的狗」。當場我還是表現得非常冷靜，不敢說甚麼，只是我心裡好擔心好擔心，我的朋友會不會把愛滋傳染過來到狗身上，雖然我跟他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一堆一堆奇怪的聲音與疑問不斷的冒出來在我腦海中。最後我上網Google收集相關資料，才發現原來人跟狗是不會互相傳染愛滋病的，這真是快笑翻了，很難想像我當初在緊張甚麼呀？把自己搞得好緊張，真的顯示出我的恐愛嚴重到這種地步。後來在這樣的相互扶持下，我也慢慢看到朋友從剛開始對生命的失望到後來的堅持，同時我對愛滋慢慢了解。最後朋友他選擇不告訴母親病情真相，他告訴我說，是因為他怕母親會擔心，不想讓她心煩。也正如片中有位護士提到：孩子是因為太愛父母，不希望父母知道而承受這樣的打擊。

對我而言剛開始已經是非常驚慌與恐懼，也適應了一段時間才開始慢慢了解這種疾病，更何況是一位血濃於水、身為人母的母親呢？因此我不知道戴媽花了多少時間接受，或是根本不考慮就直接接受，因為她接受的是對孩子的愛，對他來講可能這些都不是重要了，最後馬修的哥哥也能體會馬修的病情且給予最大的支持。這部紀錄片不是製造悲哀的愛滋人生觀，而是在建立親情與生命的堅忍不拔，跳脫出以往的愛滋框架，顯示出家庭功能支持的重要性。

 

牽阮的手  /黃鑠崴  樓昕

     一開始選擇「牽阮的手」觀看只是純粹覺得這是一部愛情片，沒想到裡面有那麼多複雜的情節，看完後，整個心情也跟著沉重起來。

本片最吸睛的地方在於導演使用了許多動畫的手法來呈現田朝明醫生（以下簡稱田醫生）和田孟淑（以下稱田媽媽）相識的過程，雖這一段時光已逝去不復見，但透過這樣的呈現方式，仍可感覺的到田媽媽那內心裏面對於這段時光的珍惜，以及他們相識過程的甜蜜。在當時那樣的保守年代，國民心中普遍還是存在著一種「同姓」不能結婚或交往的規定，但田媽媽為了守護自己的愛，和自己的家庭做了第一次的抗爭，兩人進而私奔，一離開故鄉就是五十五年，看到田媽媽坐著車，回到故鄉那近鄉情怯的感覺，內心實在有點五味雜陳，一方面是很佩服田媽媽有這樣的勇氣、一方面又是感嘆若非時代及環境的的逼迫，誰又想要這樣離家背井呢？究竟，是怎樣的一段愛情，讓人在顛沛流離的生活裡，依然認定對方是自己的唯一？到底，是怎樣的一段感情，讓人在充滿挑戰的生命中，仍舊決定與對方一直走下去？

 

整部片看到這邊時，內心浮起了「這真是一部感人肺腑的愛情片」的想法。但劇情到了中間之後，開始加入了濃濃的政治元素，也為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所有事件的我們投下了一顆震撼彈，其中最特別的是田醫生和雷震對話的那一段，著實印象深刻，在片中田醫生曾經和田秋堇及其他的孩子們說「不要和我說『國語』，是台灣人就應該要說『台灣話』」之類的話語；又，當田媽媽跟田醫生說：「我要出國囉！」聽到的卻是田醫生氣憤地用閩南語回答：「國在哪裡，沒有國，只能說離開台灣」，田醫生就是一個具有這樣強烈的族群意識的人，可是當田醫生和雷震為了規避情治單位的調查，偷偷在診所裡展開秘密對談時，我卻看見雙方用盡全力達到相互尊重的層面，明明雷震不會說閩南語，而田醫生也不會說華語，雙方卻盡量地使用著對方能夠聽懂的語言做溝通，目的就是為了要一起達到共同的目標－救援因戒嚴令而被迫送往綠島的政治犯、爭取「言論自由」等社會權益，所以說其實田醫生也不是僅遵守舊有文化的「老古板」，而是一旦達到人與人之間相處最基本的「尊重」，其實不管雙方是操著甚麼樣的語言、或有著甚麼樣的族群身分，都可以拋開這些束縛當好朋友。看到這邊時，雖然因為諸多影片所呈現的木已成舟的真實歷史而感到沉重，但內心卻是滿滿的感動，這不就是我們現在正在追求的族群共存共榮嗎？但現在台灣的社會，族群互動仍是滿滿上對下的壓迫，不僅僅是語言、連文化也相同，讓人不勝唏噓。

 

在某一段，田媽媽受訪時，提到類似「她其實很笨，也不太主動」的話語，都是田醫生耐心的教導她，她才會有勇氣為家庭、為台灣人民走上街頭去抗爭、爭取台灣人應享有的權益。當然，田媽媽可以選擇過著安逸的生活，事實上「醫生娘」，不管是身處在哪一個時代，其實都可以是安穩過一生的的身分。不過當田醫生選擇為自己認知為正確的事情奉獻時，田媽媽的「安全身分」便開始瓦解了－她不知道什麼時後會失去自己的愛、不知道什麼時候自己熟悉的一切會瓦解、不知道今天跟她說話的那一人，下一秒鐘是否還會存在…。在那樣的時代裡、在這麼多的不確定中，田媽媽並非消極的陪伴，而是積極主動的與田醫生四處流浪，四處為家；而她亦非被動的等待，而是積極主動的與田醫生參加這個社會所禁止的一切。田媽媽這樣的舉動，讓我想起了片頭的動畫裡，田媽媽冒雨前往田醫生家，只為了見他一面的畫面，而這個畫面，其實正是田媽媽這一生最好的註腳：為了自己的愛，為了自己的愛對國家的愛，所以，她也願意為這一切犧牲奉獻，無論風強雨大，她願意為了自己的愛，無怨無悔的付出。所以田媽媽在17歲的時候就已經充分展現那與社會對抗的精神和勇氣，而她也真正地付諸行動，從那舊有的意識觀念逃脫，六十年來不僅是在田醫生的背後當支柱，同時也和田醫生一起走上街頭，給許多台灣人的人生帶來前進的力量，在保守的社會環境下，要能夠做到這樣的事情，必須要有極大的勇氣，這或許是很多女性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著實令人佩服。

 

那麼，在那一個時代，究竟有多少對這樣的夫妻呢？片中提到的林義雄與方素敏夫婦、鄭南榕與葉菊蘭夫婦，還有多少多少的夫妻，為了爭取那個時代的「正確」，而奉獻了自己的生命呢？他們的愛，已經超越夫妻之間的愛戀，而提升到對於臺灣這片土地上某一些家庭的愛。

 

書寫至此，這部片子的討論或許不應只是停留在田醫生和田媽媽兩人那甜膩膩的愛情，抒發兩人「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導演試圖從田家放大到人與民族（我上述提到田醫生捍衛「台灣話」的族群意識）、人與社會、人與國家等各種層面的關聯性，這些事情或許在我們這個年代感覺並不是這麼的風起雲湧，但卻也不是他者的事情，看完此片我想似乎更能夠串起整個台灣人的情感，如果有機會的話，一起為這個台灣做出更好的事情。不過，同時也必須分享的是，我沒有走過那樣的歲月，因此我不能理解那樣的生活，究竟是怎樣的讓人窒息。因此，我似乎無法理解那樣的愛，為什麼不能提升為「找出與彼此共處」的方式？或許是因為自己的身分，總會覺得提到這類的政治議題時，乍看之下，是為了爭取「全」臺灣人民的福祉，但是當某些人發聲時，總是會讓這個議題將臺灣人民被切割兩大群，很多很多人的聲音反而在這個時間是安靜及被忽視的。

       

        就像在該次的影片播放後，大多數的同學提出的觀點，都是在指控某一政黨的不是之處，並同時為另一政黨感到惋惜。或許當時適逢政黨輪替，同學對於某一政黨再次取得執政權一事總是多加批判，並緬懷現在的在野黨過去曾經執政的美好時光。但是這樣的討論，似乎又落入了二元對立與切割，而與談人也並未試圖將這樣切入角度做不同的詮釋，而是以現在執政黨過去的暴行為同學的發言再次的強化，反而削弱了其他的討論空間。田醫生與田媽媽的行動之所以偉大，並非他們選擇了某一種立場，而是他們願意為了人民的福祉而努力；他們或許有他們的立場，但是這樣的立場在片中卻不是「唯一」的重點。若這樣的討論只淪於單一角度時，這與現在執政黨曾經做出的暴行，又有何差別呢？不過或許與談人在場也沒有辦法顧到所有的面向，有時候秉持另一方意見的觀影者現場若不出聲，現場情況大多數可能都淪為上述的情形產生，尤其是若與談人有意識的想將在場話題往某個方向引導時，更是如此。記得，當時參與本次影展的幾個同學，在整個活動散場之後，都能夠針對電影內容發表意見，但為什麼當下卻沒有辦法發言？在評論整個與談氣氛時，這或許是參加影展時另一個需要被討論的